东土西域 突厥新疆 反恐的箩筐玩儿命的装

中国加强新疆维稳(志愿者提供)

维基百科东突厥斯坦词条:

“具体指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一线以东的中亚地区。在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人士使用时即指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历史上,这个地区曾长时间存在若干独立国家,也曾数度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1759年,清朝在灭亡准噶尔汗国后的一系列战役期间第一次征服了东突厥斯坦,并被称为「西域新疆」(即「西方的新疆土」),以与清初其他新征服的地区相区别(如「云南新疆」、「广西新疆」等)。1881年,清帝国击败攫取了维吾尔人起义成果的阿古柏所建立的七城汗国,第二次征服了东突厥斯坦,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一地区设立为行省,称「新疆」(即「新的疆土」)。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各地陷入长年战乱之中,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力下降,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得以发展,并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当地曾成立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但同一个维基百科的仅以另一个别名相称的同一个地区,却出现了历史陈述上难以解释的矛盾:

“新疆原称西域,唐朝时又称碛西,并曾设安西都护府。蒙古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二十四史明确有帝王世系记载的在新疆建立的政权有西辽。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设伊犁将军管辖西域。1760年,乾隆给陕甘总督杨应据的谕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可见对满族的清国而言,这汉蒙世聚的地方是一片新地。雍正时贵州东南部新辟疆土亦称「新疆」。

1877年(光绪三年),尚在清军进兵收复新疆之际,清廷就如何处理新疆善后事宜问题,命西征军统帅左宗棠通盘筹划。左宗棠在其呈奏的《统筹新疆全局疏》中,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建议,清廷在1884年下诏,设立「新疆布政使司」,新疆正式建省。建省前后的「新疆」意义并不一样,建省出自于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于是,一本试图诠释这一难以启齿且极其敏感地域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应运而生。

话说进入反恐世代,让几代中共首领抓耳挠腮愈演愈烈的新疆地区维汉民族矛盾,突然出现了一个酷似政治正确般的奇葩转机:

反恐是个筐,地名往里装。

原本纯属中性名词的诸如“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西域”,“东土”,“东突”,统统附加一个“恐怖主义后缀”,什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东突恐怖分子”,“东土恐怖势力”,“西域反恐维稳”等等等等,打击对象全覆盖新疆地区一千五百万绝大多数笃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哈萨克少数民族。

进展中的“再教育集中营”,便是这一反恐式维稳的最新暴力尝试。

【博闻社】报道:

“新疆各地约12万维吾尔族穆斯林据报被中国当局投入类似毛时代的’再教育营’。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说,一位熟悉当地拘押系统的安全官员向他们透露了这个数字。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认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尽管当局在新疆不断升级的打压让外界几乎不可能获得完全可靠的数据。她同时表示,先后在这些’再教育营’呆过的人总计高达80万人。新疆总人口约为2200万。王松莲说,那里宛如一个黑洞,人们被吞噬进去,无法逃脱。

去年底,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两名记者在新疆走访了12天,发现高科技监控已经渗透到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们拍摄的视频捕捉到喀什郊外的一个’再教育营’,那是一幢新建的类似监狱的白色建筑,设有看守塔,围墙上布满铁丝网。 一位逃出新疆的维吾尔人对记者说:’说白了,那里就是一座集中营。’”

有请伟国分析。

【读报补丁】

驱赶“低端人口”始自乌鲁木齐(伊利夏提)

自11月19日北京大兴区公寓大火以来,北京当局以查处安全隐患为借口,开始了大规模的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城市清理运动’。

立即,这一‘城市清理运动’遭到了中国公知、民众,以至于海外新老民运等的强烈一致的谴责;还有人将中共北京当局此次的‘城市清理运动’,和纳粹德国二战前驱赶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相提并论;还有人搬出了中共在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前期,以清理阶级敌人之名将近十万人驱赶出北京的历史老账。

甚至,一些西方大媒体也不甘落后,发表了几篇大块儿头的文章,谴责中共当局如当年的希特勒纳粹德国,卸磨杀驴,将靠血汗挣钱的平民百姓当‘低端人口’驱赶出北京!

因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强势镇压异议人士、人权律师、自媒体大碗,而逐渐消沉、一直沉默不语的中国公知,这次,似乎也有了点勇气,他们也勇敢地发起了联署签名运动,呼吁北京当局停止驱赶弱势的‘低端人口’!

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公知,还是海外新老民运,大家都没有把北京当局此次的驱赶‘低端人口’暴行,与发生于几年前的乌鲁木齐中共当局大规模驱赶维吾尔人相联系!?不知道是大家健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2009年的7月5日,乌鲁木齐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民族冲突爆发。民族冲突发生后,中共维吾尔自治区当局不是坐下来深刻反思民族冲突发生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而是很快,以抓捕暴恐分子为名,出动大批军警,开始了大规模的抓捕维吾尔人暴行。

当时的乌鲁木齐,天上是低空盘旋的武装直升飞机,街头巷尾、清真寺门口、维吾尔社区周围是虎视眈眈的坦克、机枪,街上到处都是持枪巡逻的军警。

大概是从7月9日开始,连续几天,乌鲁木齐军警在当地警察引导下,分片分组包围了乌鲁木齐几个维吾尔‘低端人口’社区,粗暴地闯入维吾尔人家庭,挨家挨户搜查、不分青红皂白大批地抓捕维吾尔年轻人。

在这次抓捕中失踪的维吾尔人当中,就有勇敢的维吾尔母亲——帕提古丽•古拉姆(Patigul Ghulam)的儿子维吾尔小伙子——伊玛目•麦麦提艾力(Imam Memetili约25岁)。

帕提古丽•古拉姆,这位伟大的母亲,自2009年7月14日儿子被军警从家里抓走之日起,走上了一条寻找儿子下落的艰险不归之路;至今,帕提古丽的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帕提古丽•古拉姆,也因为急于找到儿子下落,而不停地到自治区各级政府、派出所、公安局上访,而被当局当作不稳定因素,被监视、软禁;再后来,在绝望中,因为帕提古丽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秘密审判。

现在,谁也不知道帕提古丽•古拉姆的下落;就这样,年轻的儿子和慈祥的母亲,都先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进入中共公检法磨爪之后都失踪了;一个维吾尔家庭,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2010年开始,自治区当局首先在乌鲁木齐开始了一场以危房改造为名的驱赶维吾尔‘低端人口’的运动!很快,乌鲁木齐黑甲山、赛马场、大湾等几个维吾尔社区来自自治区南部重镇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城市打工者、做小生意者、开饭馆的等外地维吾尔人全部被扫地出门,赶回家!

很快,这场驱赶维吾尔‘低端、危险维吾尔人’的运动蔓延了全自治区;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区的大城市也都不甘落后,开始了清理‘低端、危险维吾尔人’的运动。

可怜的维吾尔农民工、小生意者,他们连抱怨的权利也都没有;作为其同胞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公务员更是个个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境地,哪敢吭声啊!

当时,国内,除了伊力哈木教授在北京利用其维吾尔在线发表了几篇文章、向海外呼吁了几次外,中国境内几乎没有人对此驱赶维吾尔人的中共暴行皱一下眉、表达一下愤怒!?

尽管这场发生在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大批驱赶维吾尔‘低端人口’运动的规模极大,也并不比北京小;而且这次的驱赶暴行只针对维吾尔人,和二战前纳粹德国‘水晶之夜’驱赶犹太人相提并论并无不当;然而,除了海外维吾尔组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正义人士的声音;中国公知全体一致视而不见,海外民运也几乎是万马齐喑,英美媒体也只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但不幸,中共当局重复驱赶‘低端人口’的暴行,应验了维吾尔人一句谚语:“降临到壮牛身上的厄运,早晚也会降临到小牛身上。”厄运降临到维吾尔人头上的时候,因为事不关己,大家沉默,甚至还有人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但是,今天,厄运也降临到了当年那些保持沉默、看热闹者的身上、也可能降临到了一些落井下石者身上。

中国也有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被压迫者不团结一致反抗暴政,暴政将分而治之,随意迫害任何其认为是‘低端人口’的社区、族裔!?靠辛劳血汗挣钱养家的‘低端人口’将永远处于被暴政驱赶的命运!?唯有团结反抗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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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红旗袍》第七章 作者裘小龙【美】

清晨,陈超从混吨之中醒来,仿佛还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区已经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而各大媒体已如初夏鸣蝉一般喋喋不休。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就算是为了于光明和晓红,他也得做点儿什么。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在那位牢骚满腹的廖队长面前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而在看过同事们查到的线索后,陈超觉得自己很难比他们取得更多进展,至少在现在这种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下是如此。论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办案与写论文类似,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找到灵感。

想到这里,陈超嘴里一阵发苦,于是他决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与那位中国服饰史权威沉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沉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诗人,主要创作后来很流行的意象派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谋了个差事,公开声明说自己曾经创作的诗歌都是糟粕,随后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如道家所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由于他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身份居然没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发现,从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携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卓越建树,这位沉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国际知名权威学者”。此时的文坛充斥着各种新生面孔,已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经在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会面中谈到这位沉老先生,陈超大概也记不得他了。那位汉学家对沉文昌早年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陈超对一首沉文昌早年的小诗印象深刻:

怀孕了,他妻子因为将

诞生的孩子充满幸福,

这会是一个上海孩子,

她想,轻抚上绽现的

淡青色经脉,仿佛像——

他多年前离开的那天,

故乡的山峦映衬着

白云,他的老祖母,

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

赶出来,把一团土

塞进他手里,欷墟说:

“这——(一条残缺的蚯蚓

正从土块中蠕动出来)

会给你带来好运。”

作为作家协会的执行会员,陈超将这首诗记下,收进了再版的《沉文昌诗集》中。再版这部诗集并不容易。沉老先生不愿提及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那些出版单位因害怕经济损失也有所犹豫。不过最终诗集还是得以再版,成了弥漫于这座城市的集体怀旧情绪中的一部分。能够重新发掘出这样一位属于旧时代的诗歌天才,人们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撰文称,美国意象派诗人们得益于中国古典诗词;而同样被称做意象派诗人的沉文昌,事实上是在恢复古代诗歌创作传统。这篇评论文章得到许多新民族主义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诗集因此销量大增。

陈超掏出电话本,拨通了沉文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沉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请求。不过我得亲眼看看那些旗袍。”

“没问题。不过我今天不在局里,您跟于光明警官或者廖国昌警官说就行了。他俩都会给您看那些旗袍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将沉文昌要去局里的事通知了于光明。不出所料,于光明对于这意想不到的帮助很是开心,他向陈超保证一定会让沉老先生亲自验看旗袍。说完这些,陈超补充道:“对了,佩琴记性真不错。说是有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要捎给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从电影里找线索。”于光明笑道。

“有发现吗?”

“至今为止没有。不过看看影碟也能让她放松放松吧。”

“你说得没错。”陈超就是嘴上一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就像这两周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样,如果他是抱着某个目的而严肃对待这件事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是放松了。

正当他要出门去图书馆继续调查工作的时候,又有一份特快专递送到他的家中。这是钟保国寄来的一包关于贾铭的最新资料。

其中多数都是关于贾铭和政府作对的推测。贾铭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个时代便失去了双亲。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师,而当时很少有人选择这一职业。律师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个职业与股票一样都被看做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办理,都是党政领导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决定。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曾未经审判而入狱,并最终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后才得知真相。贾铭决定当一名律师的时候,这一行业尚未成为热门。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想跟政府较劲。

由于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业有成。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入,法制愈发深入人心。而贾铭因曾为一位异见作家辩护而声名鹊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辩护驳得当庭法官好几次哑口无言,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切的观众们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新兴”法律实践引发了一波热潮,无数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贾铭与别的律师不同,他并不是只接那些有利可图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他不用为了赚钱而工作。有时贾铭会去接手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这导致他在插手西九区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进了“黑名单”。

陈超决定不再阅读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学时代也曾被列进“黑名单”,原因是私自翻译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现代诗。

当他来到图书馆时,已经是十点多了。长着一对迷人小酒窝的管理员苏苏为他端来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气浓郁扑鼻。

只是陈超的精力还没办法集中起来。也许相对于爱情故事来说,谋杀案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对此,他并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来看自己为论文选的第二篇古典文学著作——《莺莺传》。

这部唐代传奇是著名诗人、政治家元稹的作品。据后人研究发现,这个故事很可能源自元稹自己的亲身经历。公元八○○年,元稹来到蒲州,遇到了一位叫莺莺的姑娘,两人坠入爱河。后来元稹去了京城,娶了韦家的千金大小姐。最后,元稹根据自己在蒲州的经历写下了《莺莺传》。

陈超饶有兴味地读起这本书来。书中写道,一个名叫张生的学子来到普救寺游玩,而崔夫人携其女莺莺正在寺中暂住。当时正值附近兵荒马乱,张生借友人之力为居住在寺中的这家人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为了答谢,崔夫人设宴款待张生。张生正是在这次宴会上遇到了崔莺莺,两个人一见钟情。不过莺莺对张生恪守儒家礼教的陈旧观念作了批判。有一天晚上,她偷偷来到张生的西厢房,并献身于他。不久,张生进京赶考,在那里他收到了莺莺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

张生将这封信给他的朋友看了。然而后来他却以所谓的“道德”为由抛弃了莺莺。正如故事最后所写: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故事进行到这里,作者元稹以张生密友的身份,用自己的语言为他的所作所为作了背书: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在陈超看来,张生后来的选择简直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影响了故事的浪漫色彩。男主人公武断地给妇女下了一个定义——如果一位女子美貌非凡,那么她就应当被视为“妖孽”,因为她会如怪物般毁掉她身边的男人。

陈超觉得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很不高明,他认为张生这些将莺莺比做“妖孽”的自我辩护只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伪的托词,目的是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辩护,使得整个故事变得错综复杂。这部作品因此变得前后矛盾。举例说,故事的前半部分颂扬了浪漫的爱情,而后半部分却对这一美好情感提出了责难。

不过就写论文这件事而言,这个故事与陈超读过的其他类似作品一样,为他的论文提供了一个主题。无论《莺莺传》还是《凤求凰》,在讲述浪漫故事的同时,都表现出了一种与美好爱情主题格格不入的矛盾心态。在《凤求凰》中,作者将男主人公的死归咎于女主人公,认为是卓文君在性爱方面的贪得无厌耗尽了司马相如的精力并最终导致他死亡。而在《莺莺传》中,男主人公张生将责任都推给女主人公莺莺,说她是一个会将身边人全部毁掉的妖孽。这两个故事中的浪漫爱情最终都成了谴责对象。

这时陈超忽然想到了红色旗袍杀人案中凶手的矛盾心态。凶手剥光了受害者的衣服并杀害了她们,却又为尸体穿上了做工精细的名贵旗袍。

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行为。还未等陈超想个明白,这些东西便从他脑中一闪而过。他只得重新把精力集中到书上,试图找到元稹更多的背景资料。在文学鉴赏过程中,对作者生平的研究有时候会有助于理解复杂的。

可案子怎么办呢?现在连凶手的身份都没搞清楚。生物学分析已经无能为力,而那些相互矛盾的线索的含义似乎也无法解读。

陈超感觉自己的思路又成了一团糨糊,整个人被论文和案情搞得头昏脑涨,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沉文昌打来一个电话。

“沉老先生,有什么发现吗?”陈超问道。

“说来话长,”电话那头的沉文昌说道,“陈队长,我觉得咱们最好当面谈谈。我得给你看几张照片。”

“太好了。我请您吃午饭吧。五香饭店怎么样?离图书馆不远。”

来源:  RFA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