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问之二: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缓和民族矛盾?

《新疆三问之二: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缓和民族矛盾?》

肖恩.罗伯茨教授 (Prof. Sean Roberts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发展研究项目主任):如果你讨论的是这一地区是与中国还是与中亚有更多的历史联系,我必须肯定地说,是中亚。

回溯新疆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新疆所在地区的语言、文化、信仰、艺术和历史轨迹与中原大相径庭,与中亚的联系反而更为紧密。可惜这方面的历史在中国被雪藏,维吾尔人对这片祖居土地的感情不被理解和尊重,这便为今后的当地人与中共政府的矛盾埋下了种子。

罗伯茨教授:我认为维吾尔族与中国政权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承认维吾尔人对这块土地存有特殊的依恋,维吾尔人希望拥有某种自决权, 这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自治或者分离主义,它可能更像是真正的民族自治,维吾尔人能更多地为自己做主,维吾尔语言和文化得到保护。

维吾尔人的自决权问题,得从中共建政时谈起。

中共建政初期:

1949年深秋,王震不顾本地人反抗,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50年代初,在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下,他在新疆北部和南部大开杀戒。按他的话说,就是“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因为手段过于暴虐,北京曾在1953年将王震调离新疆,并给予党内批评。但这个血腥的开头,已成为维吾尔人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

1954年,王震在新疆成立生产建設兵团,17万军人就地集体转业,落户新疆,戍边屯垦,如今已发展到260万人以上。这个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受中央和自治区双重领导,享有省级权限,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设有三级公检法机构,拥有武警和执行省军区的职责权限。长期以来,兵团大量吸收内地汉族移民,新疆三分之一的汉族人口在兵团,而维吾尔人被边缘化。同时,兵地之间争夺水土和矿产资源,在资金分配和行政管辖权等方面纠纷不断。

同一时期,维吾尔领袖、干部和高知分子纷纷要求新疆依照苏维埃的联邦自治方式进行民族自决,这些要求不仅没有得到回应,提出要求的人也在全国反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中遭到迫害,大举逃亡苏联。尽管如此,1952年,吸收了部分苏联民族自治经验,同时沿用清朝多民族帝国的治理方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发布,后载入宪法。这种保留多元文化的民族政策在当时是很前卫的。

米华健教授 (Prof. James Millward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历史学教授):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多样化的民族政策确实非常先进…… 我认为多样化的民族政策在对抗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革期间,新疆和西藏和内地其它地方一样受到冲击。尤其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政策,使新疆人的生活迅速恶化,新疆也像内地一样出现大饥荒。

米华健教授:但是如果你身处西藏或新疆,发生这类事情时, 你当然会认为这是“他们”对“我们”做的。因为有民族的差异,这是新疆和西藏的后殖民状况所决定的。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必然是分裂主义者,那只是以某种方式认知自己身份的人类的特质。

那时结下的隔膜,直到今天,也一直没解开。

文革过后,中国民族政策放宽松,少数民族有更多的自治,也享受高考加分、生育政策优惠等政策。80年代维吾尔文化一度复兴,新疆时常被作为中国对外展示多民族融合政策的橱窗。在汉人的印象里,新疆是充满异域风情的辽阔边疆,“维吾尔人能歌善舞”,“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

但是,这些对少数民族安抚保护性的政策为什么没能使民族关系走向和谐?

米华健教授: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仍然存在。

所谓“侵犯”可以从一些数字看起。首先,中共建政后持续不断有组织地大规模移民,维吾尔人口从1949年约占新疆人口的近80%,降到现在的一半以下,约1100多万;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不到5%上升到40%以上,达到800万左右,这还不算未登记注册的流动人口和解放军及武警。

其次,中国政府在新疆大量投资,大搞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利益产出大多被汉人拿去,以汉族人为主的生产建设兵团控制了条件优越的土地和水源。当地民族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

米华健教授:汉人集中于北疆,凭借能源开采及与中亚的贸易,发展比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要快得多。

第三,地方当局在招聘政府岗位时,大多明确限定汉族。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收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汉族人甚至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都逐渐取而代之。

虽然新疆整体GDP在增长,但新疆和内地之间,以及新疆内部,差距都在急剧拉大。据统计,维吾尔人的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口医生数、人均GDP等等一些重要指数都比汉人低。有维吾尔人指出,中共是在新疆实行殖民政策。维吾尔人不愿只接受地区经济增长,而自己被边缘化,成为自己故土上的异乡人。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使民族关系走向和谐,反而加深了维吾尔人对中央政权的不满。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打压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弱化维吾尔语言教学和文化传统… 这些强制同化政策,加深了维吾尔人的民族危机感,让他们从经济、人口、文化等多个层面体会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另外,一些地方官吏执政水平堪忧,如同火上浇油。诸如污染环境、官商勾结,私吞土地等问题导致的抗议,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但如果发生在新疆,就会被政府上升成民族矛盾,立刻成为火药桶。

89学生运动,新疆学生也参与抗议,但他们的诉求中还加上要独立、要宗教自由。学生运动被镇压后,中央政府留给维吾尔人空间越收越小。

1991年苏联解体,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震惊,认为苏联败在分散自治的联邦式民族政策。更令他们担心的是,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哈萨克等纷纷独立,同为突厥语民族的维吾尔人会不会也要求建国?中共党内到理论界,掀起讨论:中国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也会因为强化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而导致国家分裂吗?

米华健教授:有两派观点:一些中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问题专家,甚至共产党内部成员认为,现在民族政策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在民族国家的环境内加强和包容民族多样性;但另一派观点认为,民族政策会造成潜在的分离主义。

随后的零星但不间断的针对社会和政府的反抗报复行为,以及1997年在伊犁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的“伊宁二五事件”,中国政府使用所谓“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之类的词汇对维吾尔人的维权抗争进行概况性描述,中共把维吾尔人各个层面的不满根源简单归结为外部邪恶思想的影响,因此开出的方子也简单粗暴,就是切断和消灭。

米华健教授: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表述: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你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钉子。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现状。中国共产党只试图使用锤子来解决新疆问题,他们的工具箱里没有其他工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维吾尔人的不满累积至90年代末,开始迅速加剧和膨胀。2001年911事件成了中共新疆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

来源:  RFA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