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7·5事件十周年,我为真相作证

《新疆7·5事件十周年,我为真相作证》

中央电视台当年对“7·5”事件的报道画面。 CCTV, VIA REUTERS

乌鲁木齐,在我心里一直是座温暖的城市。记忆中我小时候的左邻右舍,都有着新疆独有的“各民族聚居”特色。几乎每年的古尔邦节(宰牲节)和肉孜节(开斋节),父母都会领着我去他们的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朋友家串门,问候。大家总会盘腿而坐,其乐融融地度过那些节日。当然,回忆也并非总有斑斓的色彩,犹记得1997年2月的那次公共汽车爆炸,当时读五年级的我就在离现场百米远的地方。

来美国已经十年了,除了父母偶尔通过微信连线送来的絮絮叮咛,这个城市在我心中尘封已久,有些印记似乎越发模糊,而有些感觉却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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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中,警察用消防水龙带和警棍击退暴徒,并拘留了看起来是抗议领导者的维吾尔族人。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十年前那流火的七月,我在北京的本科生涯告一段落;7月3日,我拿着一张抢到的返乡车票,跟一群新疆的小伙伴们有说有笑地暂别了北京。记得5日下午,我的一个大学好友发信息说,“你现在坐的车到哪里了?你家那边暴乱了知道吗?”我回了他一条信息,说:“滚,老子在这好好的,你家才暴乱了。”接着收到他的第二条信息,说:“没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但我们当时网上看到的却是零星的不明真相的信息,而且基本发到网上一两分钟就被删除。接下来跟家人通过电话了解到乌鲁木齐确实已经开始乱了,但是家人也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父亲,一名普通的汉族公务员,只是在电话里宽慰我,让我不要多想,说事态发展还在政府的掌控中。当时,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在内,几乎所有的国家单位都通知人们不要上街,留在家里。我坐的那趟火车在乌鲁木齐郊外无缘无故地停了一段时间,才谨慎地驶向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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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中被逮捕的维吾尔族年轻人。 KATHARINA HESS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我5日晚上到家开始,就不断接收到各种消息,真假无从分辨。记得家里电视频道中唯一能看到讲一些真话的媒体——凤凰卫视,突然就悄无声息地没了信号。第二天,政府第一个动作就是切断网络连接,各种内地的新闻播报也没有说清楚新疆发生了什么。汉族和回族传播说维吾尔族在针对汉、回这两个群体进行有计划的“仇杀”,维吾尔族则指责汉族出动军警,阻挠他们合法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不加区分地逮捕他们。

刚开始,我以为仅仅是一些维族人游行示威,后来才知道演化成了暴乱事件,也没有官方的说明。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它稳定民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宣导“不信谣不传谣”,坚持汉族与少数民族“两个离不开”之类的惯常措辞。

然而,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除了加深不同族群本就日益渐长的隔阂,还强化了人们心中本就存在的恐惧。维吾尔族惧怕汉族会对他们展开“种族清洗”,汉族则害怕维吾尔族对他们上演其他形式的类似“7·5”事件的报复活动。父亲的朋友,一位维吾尔族公务员,当时跟我父亲说她和家人害怕被扣上“暴徒”的帽子,所以不敢对“7·5”事件以及有关民族关系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母亲的同事,一位汉族职员,在几乎所有只有汉族朋友参与的社交场合中,都会宣扬维吾尔族对汉族有计划“屠杀”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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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发生后,汉族人拿着棍棒走进维族聚居街区。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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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棍棒的维吾尔族人在他们聚居的街区的路障后等待。 NIR ELIAS/REUTERS

生长在乌鲁木齐那么多年,从未感受过连风刮起落叶都能听到的那种瘆人的静谧。“7·5”事件以后的大概一个多星期里,街道上除了防暴警察与武警几乎没人,只有7月的骄阳,依旧那么热辣。偶尔遇见的汉族或回族人,都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大家不出意外地都拿着棍棒,或者铁锹,或者镐头。而维族从6日开始就没人敢出门。那段日子,我的维族同学和朋友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流。维吾尔族有部分人认为那是一次对汉族的成功的“集体复仇”,当然更多的人惧怕汉族的报复。

其实事件发生后,除非亲历者,连当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全新疆都是断网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大的“局域网”,电话通讯也受到限制。人们在断网状态下相互间的信息交流,除了在本族群广为流传的那些“故事”,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几乎人手一份的“电子资料”——大家在互相传阅来自于事发时,监控摄像头记录下的场面。

我在这个大局域网中生活了一个半月,八月底拿着毕业前就已经得到的签证,启程赴美。

初到美国什么都是新鲜的,看到的一切,经历的种种,都想分享给家人,分享给朋友们。只是我未曾想到,家里一切通讯设施切断的状态,竟然会持续了一年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曾得知亲人的近况,他们也不知道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状况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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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事件中的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记得是2009年9月初的某一天,越想越意难平的我,在一腔热血中,没有顾及会置父母亲人于何种险境的情况下,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我在自己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还有Myspace账号里,公布了我手中所有的“7·5”事件现场照片以及监控设备记录的影像。197张照片呈现出了大部分遇难者的遗容,主要是汉人,男女都有,很吓人。视频则为事件的三段完整记录,从过路人被打,到暴徒聚集围殴受害人,到最后伤亡者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情形。

我是在乌鲁木齐从朋友那里拷到这些影像的,他告诉我那些资料都是自公安局内部流出的,并没有任何拍摄者信息。照片里的受害者遗体旁大都摆放着比例尺和遇难者身份证件,由此也可以推断出是警察处理现场的照片,但我无法确认。
照片发布的三日内,仅仅在Facebook就有十几万的浏览量。虽然“7·5”事件过后没多久,Facebook与Twitter就彻底被封,但照片还是被中国一些博客转发了,国内很多看到过照片的人才知道乌鲁木齐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暴力。当然也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画面极其血腥,我不应该发布出来。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非常不合时宜,我发布出来的资料才是真实和有说服力的。

中国官方也注意到网上出现的资料,然后立刻发起抨击。 “我们反对这种行为,因为这些照片可能会挑起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异化和仇恨,”新疆的一位公安局副局长向《环球时报》英文版表示。自治区发言人也否认政府试图掩盖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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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警去年在和田集会。自几年前穆斯林复兴以来,该市的安全管控已经收紧。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发布那些资料的初衷很简单,就如我当时在接受几次海外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我认为我所发布的所有内容均属实,政府为了愚民而不刊载出来,是十分愚蠢的行为。我也担心过,这些内容流传出去,会不会带来更多汉人的情绪。但我更认为真相不惧阳光,再残忍也是真相,必须要面对。我当时还跟记者讲,虽然可以理解官方舆论管控的初衷是为了不煽动族裔群体之间的敌对行为,但是由于它没有面对事件背后的社会矛盾,并掩盖了很多具体的来龙去脉,中国政府实际上加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恐惧和敌意,并引发了后期更多的矛盾与抗议。

时至今日,我也不认为我当时的这个做法有任何道义上的错误。我觉得所有受到伤害或者卷入其中的人,包括未曾亲身经历事件的人,都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都有反思事件的公民责任和人道义务。

再者,当时的我还气愤于跟家里长期失联。对于一个首次离家万里求学的年轻人而言,我欠缺考虑,没有想到体制内工作的父母会因为我一时鲁莽而身陷各种盘查。但我同时也是一个刚接触到自由社会的青年,了解学习到的普世价值告诉我遇到类似事情,首要是知道真相,其次运用批判性思维探索事件背后蕴藏的问题,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对国家、对民族应尽的责任,这也就是明朝时期的东林党人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情怀。

后来,经反复检查,安全部门确认了并不是我的父母利用职务之便拿到了那些资料,然后让我带出境并公之于众,而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他们也还回了从我家里带走的电脑,并让父母给我带话,让我随时待命,接受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问话,但我一直没有跟中国官方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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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的一个检查站,摄于去年。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家乡的那场暴乱促使中央政府对新疆事务做出了一系列调整。跟着新上任的自治区一把手张春贤来到新疆的,还有已经落实的数百亿援助。新的领导加上巨额的援助资金,能给新疆带来什么?十年来,政府日益腐败而又残酷、愚蠢,民族间对立持续加深,公民基本人权被肆意践踏。

“7·5”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它引爆于积攒多年的民族情绪对立。我认为新疆积重难返的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失误,加上中国不民主的政治环境共同造成的。

乌鲁木齐在我印象中那些破败不堪的砖土房,周遭往往环绕着一些精心修葺的清真寺,再加上污水横流的街道,从南疆搬来乌鲁木齐定居的维吾尔族普通阶层、乌鲁木齐本地的维族或者汉族最低阶层居住的这一类社区,躲在整个城市表面的繁华之下,往往隐藏着新疆最深层的矛盾。

几十年来,历任自治区领导,采取的治理方式无非两种:一个是所谓的铁腕治疆,打击“恐怖分裂”势力,短时间有效果,长时间带来的则是社会的动荡。另外一种叫作怀柔政策,采取温和措施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生存状况,给新疆的不同族群以更多自主权,减少中央与地方的隔阂,缩小新疆与内地的差距。短时间确实有一些正面效果,时间一长,还是会有新的暴力事件发生,接着有新的“风暴”被酝酿出来。政府很轻易就会把少数民族的情绪跟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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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喀什一位维族居民走在一处破败地区。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国家对贫困少数民族族群的照顾,看起来比同类汉人族群要多,但这些照顾并不足以改变少数民族的生活窘境。少数民族的下一代,例如那些年轻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维吾尔青年,并没有比父辈们好多少,大面积的失业让他们和父辈们一样挣扎于社会的底层,但对于生活,他们比父辈们有着更美好的想像和更多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个群体就是十年前的“7·5”暴动最主要的群体。

在南疆,贫穷历来都是显而易见的。少数民族农民往往住的是破旧的土房子,这和共产党在新疆的上层掌握资源的部门、利益集团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贫穷的现实和丰富的能源带来的强烈反差让被剥削感油然而生。这个问题不止反映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民族政治、知识精英群体身上,新疆的汉族人也有类似的情绪。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在自由民主法治层面还在倒退,中央要求新疆“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如果不稳定,我们全体族群都要跟着受连累到什么时候?

随着经济的发展,维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精英群体的扩大,带来自治意识的提升,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就能够解决的。新疆的民族政策,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照顾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的两少一宽原则,干部培养政策,都是共产党在中国成立的初期定下来的。但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国家的经济、社会、人口结构、民族关系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政策却一直没有适当调整,我认为这才是酿成新疆种种民族问题的根本。

数十年来的优惠照顾,给各族居民带来了什么,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其中最大的三项照顾政策——计划生育的宽容、教育考试的加分优惠、干部选拔任用的倾斜,越来越让受“逆向歧视”的汉族人的不满溢于言表。同时,这些措施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不加节制的生育、升学考试的优惠、干部任用的民族划界甚至限制了进步,它们并不是促进民族整体活力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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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前的一块牌子显示这里是一座“教育转化中心”。它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为广泛的拘禁营项目的一部分。

十年了,想想我们的政府现在如何治疆?不由分说地将少数民族当中大量的“两面人”、“潜在威胁”分子转入“教培中心”所谓的“学习班”。住进那个隔断音信的“转化所”,毫无自由。被抓进去的同胞们难道没有妻儿老小吗?面对这样一种经年累月的“骨肉分离”,他们难道还会抱持对未来的向往吗?政府解决长期积压的对立和仇恨的办法,就是毫无道理地把人关进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寄希望于长期的洗脑教化,改造一个一个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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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什。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

新疆的压迫手段多种多样,最近几年,控制措施更是变本加厉。政府开始组织少数民族参与升国旗仪式,加强爱国教育;警察会没收旧版古兰经;被认为属于”极端主义”的服装均遭禁止;儿童不准遵守斋月等伊斯兰教的习俗。在新疆实施“入户结亲”计划,动员上百万干部监控居民,同时鼓励邻里互相检举。还采集生物特征数据,例如DNA和语音样本。陈全国2016年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后,持续不断推行治安“严打”,引进最新科技、打造全面覆盖的网络监控系统,扩大强化对居民的监控。

在缺乏基本共识的前提下,任何一项具体政策的调整,都可能招致社会的不安定。但政府应该允许人们讨论,甚至参与改进过时的民族政策,如果生活于斯的人们连这点基本的权力都没有,很难想像家乡的发展,会到一种什么样的地步,也许只有无尽的维稳。

我来美求学定居十年了,2013年就研究生毕业,但至今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亲人和朋友,因为我有理由担心回去可能遭受官方惩处,也怕牵连他们。我的父母和亲人至今也没有机会来美国探望我。去年7月和今年2月,我的外祖母和祖母接连因病去世,我也没有机会回去见她们最后一面。

但无论如何,历史的教训,殷鉴不远。我们都知道共产党一贯善于给不听话的人扣下一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但是扣下诸如“两面人”、“民族分裂分子”帽子的同时,当政者们埋下了什么呢?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新疆变得不再有那么多限制。希望哪怕在梦中,能够再次见到那些在父母陪伴下,驰骋天山南北所见到的壮美画卷;那些深埋于心的故土情节;还有那些在乌鲁木齐生活的点点滴滴,悠扬岁月。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