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杰/被消失的新疆——我在中国见证的日常

有一个笑话说,第一个中国太空人登上月球时,竟然发现已经有维吾尔族人在那里卖羊肉串了,由此可见维族人颇有做生意头脑,以及足迹遍布整个中国甚至更广。

但现在,要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吃到正宗新疆人烤的羊肉串,已经几乎不可能。仔细回想,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我个人的旅程和消息所及之处,状况也是如此。

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关注到了新疆的「再教育营」,但几乎所有讨论都忽视了一个前提——如果维吾尔族人仍然可以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自由出行甚至自由出境,那么无论多么严苛的集中营,都不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烤羊肉摊消失的原因,不仅仅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拆除违建的名义,驱赶「低端人口」——虽然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必定受到波及——各地政府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在当地的住宿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

这一年多来,中国对于宾馆的入住要求愈发严格,除了每一个入住者都需要查验身分证之外,通常还要经过人脸识别系统的审核。但一个维吾尔族人,即便是拿着本人的身分证,想要随意在外省的宾馆住宿,也会被告知:「请前往指定接待的宾馆。」如果工作人员「不慎」收下了维吾尔族客人,那员警很快就会出现在大堂,然后要求宾馆每天安排人去派出所报告这位住客的动向。

那如果想要透过租房的方式长期留宿在外地呢?恐怕结果是,房东会联络维吾尔族租客说,自己的房屋有别的用处,愿意提供一笔不错的违约赔偿,请他尽快搬离。当然,房东并不是真的要拿房子派什么用处,只是接到了「有关部门」要求清退若干特定少数民族租客的通知。至于节外生枝产生的赔偿,也只能由房东自己「买单」——以上这两种状况,目前并没有流出的「红头文件」可以佐证,但确实都在我身边的亲友身上发生过。

于是乎,在中国各大城市,市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戴着白色的帽子贩售羊肉串或者切糕的「新疆人」了。

汉人社会对维族人权被剥夺无感

一位前往清真寺早祷的维吾尔族人。(摄影/AFP PHOTO)

2008年,我的一个朋友去北京看奥运会,收到入住的连锁宾馆发来简讯,其中强调不欢迎新疆人、西藏人入住,朋友吐槽宾馆怎么可以发出如此「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对于维吾尔族人被事实上剥夺了自由出行的权利这件事情,汉人社会是无感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支持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里,生活环境几乎完全是汉人的世界。对于长相、穿着、口音都和自己不同的维族人,汉人通常会想到两个词,一是能歌善舞,二是民风彪悍,虽然有刻板印象之嫌,但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我的一位同学就曾说起,大学里与她同班的维族女同学总是很不愿意参加同乡会的活动,因为去了常会被同族的男生霸凌,回寝室时,往往已经哭红了双眼。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存在维吾尔族的盗窃团伙(注)。汉人关于他们的说法是,「身上都带着刀」、「偷得到就偷,偷不到就抢」。因为忌惮,人们即便看到新疆籍小偷行窃,大多也不敢「见义勇为」。我自己就遇到过,陪女友逛街,差点被维吾尔族女子盗窃的经历,虽然碰巧发现,但对方几个人嘻嘻哈哈全不在意,女友却因为我「表现懦弱」,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对于城市里的治安问题,汉人们常常责怪警方处置不力,造成了这种恐惧的加深,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2012年的「天价切糕(维族人称玛仁糖的特色食品)」事件。2012年前,汉人中就流传着维族人不诚实经营的说法,诸如买切糕之前,对方说×元人民币一两(50克),切完又改口说×元一克,不掏钱就可能被一群维吾尔族人暴力胁迫。

2012年12月3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发布微博称,「村民凌某在购买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指切糕)时,因语言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双方口角导致肢体冲突引发群体殴打事件」。最终,凌某需承担的各项赔偿总计为15.2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围观改变中国」的年代,网民们相信,官方的消息证实了「天价切糕」这一传说的存在。

不管当时是非曲直,现在无论你是想要吃地道的乌鲁木齐羊肉串,还是对贩售切糕的维吾尔族商贩心存忌惮,他们似乎突然在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王胡子」又回来了?

流散在全国各地的维吾尔族人无处可去,再加上他们不容易申请到护照出国,最终只可能有一个选择——回到新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中国政府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整盘棋——待他们悉数回家,进行「集中管理」,或者说「一网打尽」。

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五大山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的「一把手」一样,位列权力最中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为25人,其中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属副国家级领导人。2016年8月,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退出权力中心,之前主政西藏(图博)的陈全国,调任新疆。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曾撰文指出:「陈全国将检查站、派出所、装甲车和不间断巡逻的网路系统带到了新疆,这一套是他此前在西藏任职期间完善的,共产党相信他在那里使一个难以驾驭、对共产党的统治感到不满的族群平息了下来。陈全国在新疆上任的第一年,已经招募了数以万计的新安保人员。」

几年前仍是张春贤主政之时,我曾去过新疆。大巴车进入乌鲁木齐时,全车人要下车接受安检并检查身分证,安检的队伍排得很长。但可以明显感到,对汉人的检查相对较松,通关速度要比少数民族快得多。

一位汉族的处级干部曾跟我讲起一件「趣事」:有一次自己随南疆的一位地区行署专员出差,在机场安检时,属下这些汉族官员都快速通过,但作为少数民族的专员则被留下仔细检查,「虽然专员什么都没说,但他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巡逻的警察。(摄影/AFP PHOTO)

如今再看,当初的那些安保措施,实属「小儿科」。如今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每隔几百米就可能遇到盘查身分证的员警,不带身分证出门很可能寸步难行;维吾尔族人购买的菜刀上,需要打上有身分信息的QR-Code;手机上则必须安装政府所指定的监控软体;街头装满了监控摄影机,仿佛布下了天罗地网。在这些事情上,海外媒体的报导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新闻、听说的「小道消息」是可以互相映证的。

被不少海外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对其实施制裁的陈全国,让很多人想起了绰号「王胡子」的王震。王震是中共开国上将,1950年率部队占领新疆。作为邓小平时代的「八大元老」之一,在天安门事件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他属主张武力镇压的强硬派。王震主政新疆时期,同样以铁腕著称,以至于流传着当地人用「王胡子来了」,吓唬不听话小孩的说法。

一位出生在乌鲁木齐的朋友,曾以怀念的口吻说,「王胡子一拍桌子就喊杀,让维族人没脾气。」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在新疆应该延续王震的铁腕政策。如今,很多人在陈全国的身上,依稀看到了「王胡子」当年的影子。

但全国范围这么大的一盘棋,并不是陈全国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他也只不过是待中国各地将维吾尔族人驱赶回原籍全面完成之后,在新疆一地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而已。

各种软硬兼施的政策,却水土不服

新疆在清代再次并入中国版图,乾隆特意为乌鲁木齐取名「迪化」,意为「启迪教化」。虽然期间有一段时间,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但掌握当地的军阀如盛世才等,也并非维吾尔族人,大多是汉人,也有同为穆斯林的回人。中共关于统治新疆最初的想法,恐怕主要是扩大版图(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还不涉及后来常被提起的资源问题——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和开发是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较早的克拉玛依油田也是1955年才发现的。但将汉人移民到新疆以稳定边境的政策,却是贯穿始终的。如今在北疆,汉人已经从「少数民族」变成了「多数民族」,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人口只有12%左右。

我曾询问过一些人,新疆有没有当地的汉语方言,得到的答案均是否定的,因为在新疆的汉人来自全国各地,至多只有一些当地特殊的表述方式,比如问路时,对方回答「一直往前走」,「直」字的发音长短,表示距离的长短。

这些年来,汉人坚持认为是自己帮助了新疆的发展(就我所见,当地的公路网确实修得不错),但很多维吾尔族人则始终认为自己被汉人掠夺去的资源更多。各持己见的思维定式,让两个民族无法真正互相理解。

当然,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之中,都不乏中共的铁杆支持者。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在南疆不同民族的官员相处得颇为和睦。有人问一位维族官员,你们维吾尔族人都是穆斯林吗?他回答说:「我从10几岁就开始当兵,有30几年党龄,你说我怎么可能信那个?」但也有汉族官员私下说,虽然看起来彼此关系不错,但民族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始终存在,维吾尔族的共产党员、干部私下信教的情况也不少见。而当地医院的心理医师则透露,遇到过不少维吾尔族党员干部前来咨商,因为「被同族认为是『维奸』,心理压力很大」,甚至担心受到报复伤害。

在少数民族政策上,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措施。一方面,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之下,汉人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和维吾尔族从来没有百分百的放心,始终暗中提防。另一方面,出于宣示「56个民族大团结」的需要,在高考(类似于台湾的学测)等方面,给予了少数民族以优待。此外,因为「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所以以往对于诸如盗窃等刑事犯罪,打击也并不十分严厉,以至于又招致汉人社会不满。

回溯之前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至少在4、5年前,仍然有某种「怀柔」的想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中学校。(摄影/AFP PHOTO)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南疆全面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即12年免费教育)。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除了西藏以外,即便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义务教育也只覆盖9年。

但是政府的政策,往往并没有戳中维吾尔族人的痛点。以12年免费义务教育为例,其实很多维吾尔族家庭,子女较多,不太可能让孩子念那么久的书。

即便是旨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同学可能会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但还是可以轻易地发现,汉族和维族学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个不太往来的团体。而在同一所学校,汉族学生考试60分及格,维族学生只要30分就能及格。这样的状况,既让汉族学生觉得不公平,也让维族学生因自觉被歧视而不满。

再比如,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之前,政府就允许南疆的维吾尔族家庭生育3个子女。但是,「超生」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对此,相应的「惩罚」措施是,超生的子女不允许上户口、办身分证,但这样反而又造成了更加混乱的对人口失去控制的状况。即便遇到官员前来查验人口,在家的子女拿出其他兄弟姊妹的身分证,汉族官员通常也无法识别。

七五事件结下「血仇」

在陈全国之前,两任主政新疆的官员王乐泉和张春贤,并没有祭出太过激的手段。

2009年造成至少197人死亡的「七五事件」,发生在王乐泉的任上。1995年开始主政新疆的王乐泉是山东人,曾有与之长期接触的人士对我说,王乐泉人很好,每次都是价格不菲的好酒好菜招待他们。

「七五事件」之前,广东省韶关市发生一起斗殴事件,起因是维族人骚扰汉人女子,有两名维吾尔族人在斗殴事件中丧命,这引发了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举行街头示威。但当地政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在官员中流传一个说法是,「『七五事件』发生时,王乐泉正在和他的山东老乡喝酒」。他们认为,维汉间的杀戮和报复,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让两个民族之间结下了「血仇」,更让新疆的情势急剧恶化,王乐泉难辞其咎。

一位维语很好的汉族官员曾告诉我,自己出生在南疆,从小和维吾尔族孩子一起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族人、维族人互相到对方家里吃饭,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穆斯林也不会特别在意汉人家里的伙食不够「清真」。但在「七五事件」之后,一切都变了。虽然见面彼此还会寒暄,但是作为汉人和维吾尔人的自我认同变得十分强烈,到对方家中吃饭这种事变得无法想像。

2010年,张春贤从湖南调任新疆。我去新疆时,官员中对于他诟病最多的是2014年2月开始推行的「下基层」活动,要求20万名机关干部分成3批,到最基层蹲点,「一竿子插到底」,每批为期一年。

中低阶的官员,对这样一项「讨好中央」的做法提出了不少批评。比如下乡的初衷是希望干部深入维吾尔族群众,缓和矛盾,但很多汉族干部不通维语,无法与维族群众交流,蹲点毫无意义,甚至还要专门安排人保护纤弱的女性。

回头来看,无论是王乐泉的不以为意,还是张春贤的形式主义,都未能使新疆摆脱民族宗教问题的泥潭。

以暴易暴的国家恐怖主义

在新疆推行12年义务教育,可以算是中国政府最后一项明显的「怀柔政策」。

政策出台前一个月的4月27日至30日,习近平唯一一次以国家领导人身分到新疆考察、调研,并且深入维吾尔族人聚居的喀什地区。最后一天,他在乌鲁木齐接见了劳动模范代表。也是在那一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官方称此案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所为。

在那之后,我曾到过习近平在喀什下榻的宾馆。它是被铁丝网完整包裹着的,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武警24小时站岗守护。几个省市的援疆指挥部也在这道铁丝网内,较可以保障各地援疆官员的安全。

至于各级政府门前,摆设着防冲撞的金属设施,更是司空见惯,俨然一个个随时可能发生战斗的阵地。

一位汉族医生曾经告诉我,他们有时会下乡去维吾尔人的聚居村落巡诊,「但是那时候常会觉得惭愧,我们去看病,老乡载歌载舞欢迎我们,但我们身后就跟着端着枪的武警。 」

中国军警2017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反恐维稳誓师大会。(摄影/AFP PHOTO)

火车站的那场袭击,难免让人心有余悸。我们无法揣测,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心中,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决定要在抛出12年义务教育的「胡萝卜」之后,不再手软,用以暴制暴的国家恐怖主义,对付版图内的异族。

中国政府将新疆所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归结为「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三合一。一位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地方官员曾私下表示,「藏独」虽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但实力有限;与之相比,「疆独」则要有威胁得多。他甚至透露,1990年代,就曾有疆独分子,袭击过新疆境内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导致该基地200余名解放军全部牺牲,但政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此事。

但新疆的暴恐事件真的如中国政府所宣称的(虽然最近两年并未再公布恐袭事件的次数和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那样多发吗?也未必。当地官员举例说,曾经有一次导致多人死伤的冲突事件,最初只是停车纠纷,双方各自找了人帮忙械斗,最终闹出了人命。因为其中一方是维吾尔族人,当地官员便在向上级报告时宣称弹压了一起暴恐事件,以此增加政绩。

有了再教育营,谁安心睡觉?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中文网近日一篇报导称,「文件显示,在习近平访问新疆后的一年(即2015年)中,中共开始建造『教育改造』营地,警告穆斯林少数民族宗教狂热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官员讲话及报导显示,当时拘禁营规模较小,许多被拘禁者仅被关押几天或几周。」

我们在国内听到的消息与之基本相符,比如「再教育营」设立之初,「入住率」并不高,但如今已是住得满满当当。至于被投入其中的人,是否真的有百万之众,恐怕除了中国官方,外界很难判断其准确与否。

而中国政府则只是宣称,外界所说的「再教育中心」是为维吾尔族人提供就业培训和法律教育的,其目的是「治病救人」,并在10月9日匆匆修改了新疆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对其进行「合法化」。9月28日,在与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对谈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新疆有2千万民众。他们现在都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安全,他们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觉。」王毅说,基地组织和IS渗透新疆,透过暴力影片吸引无业青年成为恐怖分子,让新疆变得非常不安全;为了保护新疆人的生命财产,中国政府才依法采取行动,令这1、2年新疆都没有恐怖事件。此外,政府也宣称,因为情势稳定,今年新疆的旅游收入十分可观。

<按照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民族与宗教所造成的矛盾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在中国政府看来,如果要在「维稳」和不侵犯人权之间做一个选择,一定会果断选择前者——这恐怕也是与世界主流治理理念泾渭分明的一种「文明的冲突」。可是,在一个人并未实施乃至计画进行犯罪之前,政府真的有权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吗?

9月27日,乌鲁木齐旅游局突然发布公告称,因「旅客列车运行图调整」需要,停售10月22日以后进出新疆的铁路车票。外界推测,列车将被用作「再教育营」人员的秘密转运。而从10月初开始,已有传言说,路上出现了一些拉着黑色窗帘的大巴车,或驶向乌鲁木齐,或去往甘肃等周边省分。

没有人知道,这些被送走的维吾尔族人,何时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

来源:   报道者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