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行发布关于新疆且末县《奖励民汉通婚》评论

爱知行发布关于新疆且末县《奖励民汉通婚(试行)办法》评论文章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4年10月10日发布
    今年五月,第二次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具体的民族交流政策方向 ,习近平在会中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关系的衡量中,族际通婚具有重要意义,族际通婚是民族交流融洽与民族关系融合的自然结果;不过,这需要长期交往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并非一蹴可及的。
    在中国政府民族交融的政策方向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推出了《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此办法自今年8月21日起实施,适用于至少一方持有且末县户籍的人员,且只能享受一次,该办法针对民汉通婚家庭和子女提供优厚的政策补助,在政治、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优先考虑和解决。
    新疆且末县的《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是奖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通婚的行政办法,与人民基本权利、民族平等与妇女权益有紧密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人民基本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以及尊重民族差异均有相关的规范与说明。
    为此,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发布评论文章《论新疆且末县<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从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情况到开放多元的民族交往环境》, 首先对政策与对向的关系和新疆且末县的民汉通婚办法进行了解,其次为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情况与新疆族际通婚的情形进行对照,依据所了解到的情况分析该试行办法的可行性,最后依据研究发现提出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面向。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对于新疆情势以及中国的民族政策已提出新阶段的指导方向,可预见的,新疆自治区政府与基层政府将会依据此指导方向陆续推出相关的政策部署。无论这些措施其目的与方法运用为何,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依法治疆原则下,这些政策或措施除了应与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国政府所核准的国际公约相适应,亦应与施政环境和政策对象相适应才有机会创造实质的影响。
    民族关系是全方位的、是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而族际婚姻则是民族关系良好的终极展现。民族间的通婚往往是彼此长期交往交流的结果。新疆且末县的《奖励民汉通婚(试行)办法》是针对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通婚进行奖励的行政办法,该办法追求短期效果,忽视长期的负面影响,如干涉婚姻自主、有违民族平等、具有官僚主义的倾向等,而与中国法律对人民基本权利、民族平等与妇女权益的保障有着相互抵触的关系。
    从上个世纪到21世纪的现在,中国的各民族在不同时期均面对着不同层度的现代化难题,中国的汉族历经了一百多年艰辛地走到了现在的发展,中国其他民族目前仍在努力的调适当中;在面对现代化的转变与冲击时,新旧之间的取舍,与高度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信,和向他人学习之间的衡量等等,都再再地在民族群体内部产生分裂、冲突、瓦解或是重组的情况。新疆维吾尔族也面对同样的处境,维吾尔族在择偶上有高度的族内婚倾向,对族际(维汉)通婚有强大的集体排斥压力,亦有其内在的高离婚率,与外在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城市化流动;高度的民族自信与民族内聚力,有着传统风俗与宗教的坚持,在无法避免的现代化压力下被迫对新环境的适应,而产生种种的困难处境。
    民族关系与少数民族现代化是一体的两面,少数民族现代化转型发生困难时,主流社会势必会成为其归咎与敌视的对象,城市是现代化生活的场所,因此城市民族人口对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角色。在统计上,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有着城市化移动的趋势,今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亦将成是民族工作做为重点之一,在这趋势发展下,可见的将来,城市民族文化将会是中国城市风貌的亮点之一。
    在城市民族工作与民族交流是政策的方向,政策的实际作用应是创造民族交流的生活环境,并且排除不利民族平等交流的因素,当适当的环境成熟后之后,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久而久之自然形成政策效果。若不创造适当的环境与条件,而直接要求政策的效果,经常会产生揠苗助长结果。
    我们乐见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建立开放多元的民族交往环境,以及促进维吾尔族社会的健全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也欢迎能够站在民族平等与民族交流立场,杜绝民族与地域歧视,导正民族与地域偏见的实际作为。因此基于人民的基本权利、法治精神与现代化多元开放的价值,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与值得关注的面向。我们建议中国政府透过政策来调动其维吾尔社群内部的积极性,健全维吾尔族社群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在城市创造更开放的条件接纳向城市移动的民族人口。
    一、关注妇女权益与意识的提升与倡导,保障维吾尔族妇女对婚姻的自主性,促进维吾尔族的婚姻家庭质量与妇女权益保障:
    二、呼吁中国政府建立关于开放多元的民族交往环境,关注内地的维吾尔族社群:内地的维吾尔族社群与聚落可促成内地主要城市或地区与新疆在人民生活层面的交流,亦可扮演文化经济社会等相互交流往来交易的管道,亦可与既有的口援疆机制相结合,在省市的层次建立民族镶嵌式的生活环境。
    三、关注在维吾尔族群体的城市化:在新疆面对城市民族人口增长的趋势,从城市开始,由新疆城市化地区开始,由中国内地开始,透过不同的渠道在政策上创造民族平等交流、相互欣赏,相嵌式的环境。
    论新疆且末县《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
    从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情况到开放多元的民族交往环境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研究员 郅中和
    新疆的局势有其复杂与多面性,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对于新疆情势以及中国的民族政策已提出新阶段的指导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新疆自治区政府与基层政府将依据中央的指导方向陆续推出相关的政策部署。无论这些措施其目的与方法运用为何,在依法治疆的原则下,这些政策或措施除了应与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国政府所核准的国际公约相适应,亦应与施政环境和政策对象相适应才有机会创造实质的影响。
    我们乐见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建立开放多元的民族交往环境,以及促进维吾尔族社会的健全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我们站在民族平等与民族交流立场,导正民族与地域偏见,期盼杜绝民族与地域歧视,并本着对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关怀、法治精神与现代化多元开放的价值,来关注「开放多元的民族交流环境」。以下首先对政策与对向的关系和新疆且末县的民汉通婚办法进行了解,其次为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情况与新疆族际通婚的情形进行对照,依据所了解到的情况分析该试行办法的可行性,最后依据研究发现提出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面向。
    一 、政策与其对象的关系
     2014年新疆的情势进入了一个极端的境地,更准确地来说,是两个对反方向相互拉扯的局势。一方面,「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攻击针对性更强,杀伤面扩及中国内地与一般大众,组织化的程度也更高,这也使的中国政府将今年(2014)订为严打爆恐行动的一年。另一方面,今年中共中央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针对民族交流、教育、失业、扶贫以及南疆地区等民生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方向,企图在中国政府大力的财政支持下,透过民生改善与民族融合的政策提升新疆的民生经济与民族关系,降低「三股势力」在新疆的影响,使新疆与中国内地的关系能够「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新疆,暴恐攻击和严打的维稳体系的紧张对峙,与民生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强烈的对比,很多人会将这种高压与民生的并进称为胡萝卜与棒子的运用,运用软硬兼施的方式以达成目的。不过,政策的产生的确有许多不得不然的地方,不同政策之间也会彼此影响或是干扰,因此对于政策而言,辨析政策本身、政策目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对像的关系,是有效运用政策的第一步。
     伊索寓言中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对我们思考这关系具有相当的启发性。故事内容是北风与太阳举行一场比赛,决定谁的力量比较强,能让路过的旅人脱下斗篷。北风越是用力吹,旅人就把自己裹得越紧。然而,当太阳暖和地照耀时,旅人因为闷热而不得不脱下斗篷。 这故事首先提醒我们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与手段必须相适应,才能发挥作用,故事中透过冷风要使旅人脱下斗篷是无法遂意的。其次,是政策本身与政策对象之关系,当政策与其对象需求不相应时,亦无法产生影响。最后,是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的关系,若政策本身是适应政策执行者,而与政策对象无涉,则易形成官僚主义的结果;故事中,北风只会吹冷风,尽管努力了很久,依旧白忙一场无法成功;行政体系的僵化与官僚化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变成「做自己会做的事,而不是做会有效果的事」,或是以手段满足手段,忘了最终的目的为何。
    二、新疆且末县《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
     今年五月,第二次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具体的民族交流政策方向 ,习近平在会中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关系的衡量中,族际通婚具有重要意义,族际通婚是民族交流融洽与民族关系融合的自然结果;不过,这需要长期交往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并非一蹴可及的。
     在中国政府民族交融的政策方向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推出了《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此办法自今年8月21日起实施,适用于至少一方持有且末县户籍的人员,且只能享受一次,该办法针对民汉通婚家庭和子女提供优厚的政策补助,在政治、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优先考虑和解决。
    新疆且末县的《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是奖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通婚的行政办法,与人民基本权利、民族平等与妇女权益有紧密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人民基本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以及尊重民族差异均有相关的规范与说明。宪法第四条明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在妇女权益的部分,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第16条及25条宣言中明言对女性婚姻权及母职的保护,是今日所有国际女性人权公约的滥觞 。在中国,宪法对于妇女权利已有原则性的规定,如「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 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等。1992 年公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中国政府保障妇女人权的专门法律,该法于2005 年修改后,突显妇女保障的国家责任。婚姻家庭是妇女权益保障的重要面向,宪法第49条有「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的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亦有相关规范,如第44条「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与第46条「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该政策的公布也引起了许多回响与讨论,有的批评这是一种民族同化政策,有的认为爱情与婚姻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不应用金钱来奖励,也有人赞同这种鼓励民族交往的做法。全中国56个民族中,族际通婚比例最低的三个民族都在新疆,分别是维吾尔族(1.05%)、哈萨克斯坦族(2.21%)、柯尔克孜族(5.15%)。因此新疆地方基层政府所提出的试行办法,不仅呼应国家的政策,有高度的针对性,因为是试行办法,也有相当试探性与试水温的性质。
    三、新疆维吾尔人的婚姻情况
     新疆维吾尔族有着高度的集体意识,这显现在中国最低的族际通婚比例上,维吾尔人的择偶以同族与伊斯兰信仰为优先,大多数维吾尔族人的配偶均为同族人士。然而,这高内婚比率的民族也伴随着极高的离婚率,民族宗教文化造成高内婚率,同样的民族宗教文化也导致了高离婚率,形成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特殊情况。
    (一)维吾尔人的择偶观
     在民族关系中,择偶可反映出本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边界的真实划界,对这界分的态度差别亦能反映出族群认同与排他性的高低与强弱。维吾尔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族际通婚率最低的民族,维吾尔族在婚姻上表现出极强的内聚力,与异族的结婚普遍不被族人支持,特别反对与非穆斯林的民族通婚。
     曾有学者对西南民族大学35名与新疆大学200名维吾尔大学生,共235人(男生113人,女生112人)进行问卷调查,当问及将来的对象选择时,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该调查结果清楚显示出维吾尔人择偶时的主观意向,更倾向与同民族的对象交往或是建立婚姻关系,其比例达到将近九成的88.94%;择偶范围更开放一些,愿意选择信仰伊斯兰民族的人有10.21%;调查中愿意选择汉族的只有二位,均为男性,占0.85%。整体而言,235位维吾尔学生在择偶时,以维吾尔族以及信仰伊斯兰为优先的比率达到惊人的99.15%。

《爱知行发布关于新疆且末县《奖励民汉通婚》评论》

 

许多研究都指出相同的结果,维吾尔人的择偶以本族以及伊斯兰信仰为优先。这种倾向不仅显示于个人自我主观的选择,也表现在面对自身亲朋好友与非维吾尔族的交往或通婚时,反对或是劝阻的态度与行为。 这种主观与客观相互强化的作用,变成互相的自我期许,结果形成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一个人对于他人的期望,往往成为被期望的人自我实现的预言,最终形成维吾尔人族内婚的集体期待与压力。也就是社会科学中托马斯定理所表述的情况:「你认为会发生,它就真的会发生」。
     这种主观客观的共构在维吾尔族社群内形成强烈的集体压力,这种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压力某种程度就是民族意识的展现。维吾尔族强大的内聚力,也使族际间壁垒分明,集体的压力使这个由民俗、语言、宗教、种族构筑的民族存在更加实在。即便从小进入汉语授课学校,有许多汉族交往圈,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择偶倾向仍然明显受限于本族群体。不过统计上也呈现出男性相对于女性、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更为开放的情形。
    (二)维吾尔族的高离婚率
     学者研究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0年每千人口就有4.02对夫妻离婚,是全中国平均数的11.5倍,在中国位居于首位,1999年与全中国的差距已明显缩小,但粗离婚率(3.31‰)仍是全中国平均数的约3.4倍,依然是第一。新疆各民族中维吾尔人的离婚率最高,1990年5.25%和2000年4.2%,在维吾尔人为主要人口的和田地区,1995和1999年的离婚率数据达到足以令人瞠目的6.83%和6.29%。
     徐安琪与茆永福的研究指出,造成维吾尔人超高的离婚率的原因,是维吾尔人独特的文化构成以及民俗习惯。伊斯兰文化在维吾尔婚姻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制,男性在婚姻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使得伊斯兰传统妇女地位较低。学者分析离婚的原因有1.内婚制、2.父母订婚制、3.从夫居制与母系庇护所、4.低成本的婚姻经营。此外家庭暴力也是高离婚率的原因之一,在徐安琪等的研究样本中由于丈夫暴力、擅权、酗酒、犯罪、性粗暴、无端猜疑、有外遇、不尽义务等过错致使双方感情破裂的达到43%。
     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传统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某些因素亦导致离婚率的升高。在经济上,冯雪红的研究指出男女双方因经济压力必须互相依靠,故不会离婚 ,据此结果,则在夫妻情感不睦的前提下,经济状况的提升会增加离婚的可能性。此外,男女平权的提倡与妇女自主意识的增长亦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维吾尔族高离婚率的变化
     中国离婚率日益升高的同时,有意思的是维吾尔人的离婚率开始逐步下降。早在1955年,新疆离婚率的水平就已经在惊人的4.36%,经过连年稳定的下降,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下降到3.56%、2.82%和2.61%。虽然离婚率逐步下降,但仍分别比同期的中国整体水平高6.03、4.78和2.27倍,依然是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地区。
     新疆离婚率的下降主要是受新疆维吾尔族离婚率下降的影响。新疆维吾尔族离婚率连年的下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诸如,维吾尔人的结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受外来影响,对婚姻慎重,并视之为人生大事的观念,已成为当代维吾尔婚姻观的一部分;近十年,维吾尔人的文化经历了保守化、伊斯兰化的发展,在这变化下,离婚便显得像是拿神圣的婚姻盟誓当作儿戏。
     长期而言,新疆维吾尔族离婚率下降是维吾尔人的经济文化变迁的后果。然而在这社会文化与行为的变迁中,许多因素是具有双面性,且交互作用的,如经济情况的改善、宗教保守的氛围对离婚率而言,同时都具有正向与反向的影响。
    四、新疆维汉通婚的情况
     因为语言文化与宗教等因素,维汉的通婚在新疆最为困难。新疆维汉通婚最大的阻力在于维吾尔族社群的压力;由于文化语言、民族习惯与宗教等差异,在民族之间造成无形壁垒,虽然彼此相敬如宾,但遇到维汉通婚时相关的压力即会浮现。维汉通婚家庭在南疆的遭遇明显地呈现了维吾尔族的集体压力。
    (一)新疆维汉通婚的困难
     维汉两族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别很大,彼此沟通存在一定困难,由相识到相恋的机会与可能较少,故维汉通婚数量很少。此外,维吾尔族人普遍不支持与异族结婚,尤其反对与非穆斯林通婚。2000年全中国有19,004对维汉夫妻,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新疆籍的维吾尔族人(许多为湖南的维吾尔族人)。李晓霞指出,越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与汉族人之间建立混合家庭的难度越大。维吾尔族与汉族是新疆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但是这两个民族间的通婚难度也最大。
     维汉通婚情况虽然少,其发生的数量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上个世纪50~60年代维汉通婚较多,80年代后维汉通婚数量下降,难度增加。这与新疆汉族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有关:上世纪50~60年代新疆汉族中青年人口男多女少显著,汉族男子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女子的相对较多。以后随着汉族人口基数增大,因性比例差距产生的民汉通婚现象也日益减少。此外,这也与中国的整体局势有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成为国家的首要目标,阶级与革命逐步退位,在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民族也逐渐成为人民自我认同与建立差异的来源之一。
     李晓霞研究指出,维汉通婚难度增大的原因与维吾尔族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增强,以及维汉民族关系的变化有密切关联。他进一步指出,近20多年来,维汉民族成员往来愈益频繁的同时,维汉民族间的界线也更为严格,对本民族的认同与异民族的差异辨识心理在增强,宗教对维吾尔族民众社会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深化,通婚者经常要承受主要来自维吾尔族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即使是与维汉混血儿的通婚也不易被接受。
    (二)南疆维汉通婚的情况
     一般认为少数汉人长期生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里,为维汉居民的密切交往提供了的客观条件,维汉通婚应该较普遍,但现实并非如此。学者调查指出,越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与汉族人通婚的难度越大。
     李晓霞在〈新疆南部农村的维汉通婚调查分析〉一文中指出,南疆汉族村落对维汉通婚者的接纳性较高,南疆维吾尔族聚落对维汉通婚者会有较大的集体排拒压力。维汉通婚家庭中,家庭文化趋向「汉化」或「维吾尔化」的现象都存在,取决于小区人口的民族结构。南疆汉族村落的维汉通婚者多为混血或通婚者的亲友,社会地位相对弱势,汉族村落某种程度成为维汉通婚者躲避维吾尔族社会压力的场所,维汉通婚家庭与维吾尔族社会的联系也相对较少。
     维汉通婚家庭的处境也受到族群特性之影响。在维汉通婚的调查中,相对于汉族,维吾尔族人更易受到群体意识的压力,多数人都表示来自维吾尔族社会的阻力更大。维汉通婚家庭,倾向于汉族习俗的,其子女被汉族社会接纳相对容易;倾向于维吾尔族习俗的,其子女较难被维吾尔族社会接纳,也很难在同族中择偶。
    五、新疆族际婚姻特性显示出现代化发展的轨迹
    (一)新疆族际婚姻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疆族际婚姻的数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在乌鲁木齐市,1980年婚姻登记中2.08%为族际婚姻(218对),2003年上升为5.9%(811对)。在塔城市,1995年登记的族际婚姻只有46对,占婚姻登记总数的5.5%,2003年已分别增至469对和39.5%。各地均有族际婚姻发生。
     从新疆族际通婚的统计可发现城市化与个性化的趋势,越是城市化地区、阶层菁英,较易发生族际婚姻。李晓霞的研究指出,新疆族际通婚在地区的分布上,北疆地区多于南疆地区,城市多于农村,多民族混居区多于单一民族聚居区。新疆族际通婚者的特点是文化程度和职业层次相对较高,平均初婚龄较高,大多数是自幼生长在新疆的本地人,但来自外省区和外市县以汉族为主的外来人口,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在增多。在婚姻自主上,双方社会地位相近,婚姻条件相似,一般都是自由恋爱,婚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二)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行为导向
     新疆族际婚姻的城市化与个性化趋势,可藉由传统社会学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来了解,也可使我们了解维吾尔族婚姻状态背后的社会动因。对于一个社会由传统到现代在价值取向上的转变,社会学家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提出的一系列双元概念(dualistic concept)可作为分析思考的架构。他称为价值导向的抉择模式,并提出了著名的模式变项,透过五组对立的概念 来说明传统型与现代型价值取向的差别。帕森思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精准地指出了现代化的特点。据此,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除为一法治社会外,尚须具备一系列包括功能专业化(functional specified)、平权导向(egalitarian orientation)、普遍主义或宇宙观(universalism)、成就取向(status achieved)、自我取向(self-directed)等特性。反之,功能普化(functional diffused)、权威取向(authority orientation)、特殊主义或地域观(particularism)、崇古取向(status ascribed)及他人导向(other-directed)占据优势的社会则被认为是较传统的社会。
     藉由这种分类来检视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情况,可发现族内婚的高比例,族际婚姻的困难,以及南疆维汉通婚者的受到的集体压力与传统性价值行为取向有紧密的关系。在权威取向方面显现为服膺传统权威,家父长式权威,以及宗教权威。在地域主义上的表现是强调共同性,强调地方性、我族性,对外是差异性,对内是同一性,更重要的是在这强调中,对外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内有强烈的压制性。在他人导向上所看到的是,行为本身并非以自我为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的目标或要求而存在,在婚姻择偶的层次,很大程度是依循集体的意向与要求而进行的,否则便会受到集体的排拒与压力。在婚姻所显现的就是,即使有高离婚率,仍有高度的族内婚,形成一种内向狭隘的社群关系 。
     从族内婚的另一面,新疆族际婚姻的发展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对比,相较族内婚,新疆的族际通婚表现出多元性与开放性。在新疆族际婚姻的分布上,城市化的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在个人特性上,文化与职业层次相对较高,自由恋爱占多数,平均初婚年龄较高;本地人为主,但外来人口逐渐增加。族际婚姻中所表现的特质,诸如城市化、个人自主化、更加的开放、菁英化、平权化等等,在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更趋近于现代化发展的特质,如功能专业化、平权导向、普遍主义或宇宙观、成就取向与自我取向等。
    (三)新疆维吾尔族人口流动:城市化的流动
     学者对新疆民族人口的研究指出两个有意思的趋势,各民族人口总量在中国内地的比重有所增加,二是民族空间聚集化程度有所下降。就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变化来说,人口有向新疆的城市化地区移动,向中国内地城市的移动的趋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45.21%,比1990年的47.47%减少了2.26个百分点。中国内地维吾尔族人口在10年间净增3.86万人,增加了3.5倍。除青海、西藏、宁夏、天津、浙江之外,其他省区维吾尔族均超过千人。从维吾尔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比重来看,从1990年至2000年十年中,维吾尔族人口在北疆和东疆所占比重上升,在和阗、喀什、阿克苏地区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
     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口的这种移动趋势具有重要的意涵,是维吾尔族人口的城市化流动,一是朝新疆的城市化地区移动,一是向中国内地的城市移动。前文所谈到的现代化特征,就另一方面来说其实就是城市化的特性。城市是催生西方现代文明兴起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包含现代西方世界的法律、贸易、政治等等都是在中世纪城市所逐步诞生的。即便在中国大陆,城市也扮演改革先锋的地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以城市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桥头堡,不论是早期「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到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城市一体化」等等,都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载体;目前中国大陆的城镇化政策,则是朝「让其他人富起来」的方向推进,是推动中国大陆城乡与地区进一步平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中国城镇化的推动过程中,如何与维吾尔族人口城市化相接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面向。
     现代化的发展是双面性的,在物质进步与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也会造成传统道德的权威日益衰弱。城市的环境与现代化的发展带来更多的个人主义发展,更多的竞争,更多的冷漠,以及更多的贪婪。对新疆维吾尔人而言,现代化发展带来许多的负面效应,如物欲的贪婪、毒品泛滥、艾滋病蔓延、高失业率、各种的社会问题、更加汉化的环境、以及传统的流失等等。在这转变的过程中,不适应、遭受挫折、或是不满的人,会重新回到传统的集体性以及宗教中找寻精神寄托与依附,形成对传统宗教道德的回复,使宗教氛围日益高涨。这种对现代化发展的响应,在现代化过程中退回到传统的趋向,使反多元化、严苛的瓦哈比主义逊尼派意识形态在新疆有着复杂的影响 。
    六、检视与建议
     (一)检视新疆且末县的民汉通婚试行办法
     新疆且末县的奖励民汉通婚试行办法,是一项加强民族交流的政策,其目的一方面是依循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透过鼓励民汉通婚强化民汉交流,以促进民族关系。且末县为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故该办法实际鼓励的是维汉通婚。该办法的核心是透过优厚的政策补贴促成维汉人民的通婚,并对通婚的家庭和子女提供十分优厚的政策补助,如对通婚家庭在政治方面、住房方面、子女就业方面优先考虑和解决。
     就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状况来看,族际通婚或是维汉通婚最主要的阻力并非经济因素,而是族群的集体期望与压力,在越是维吾尔族为主的地区,以及越是农村地区,所形成的集体压力越大。试行民汉通婚办法的且末县正是这种维吾尔族集体压力极大的区域,据官方统计且末县人口有七万多人,由维、汉、回、蒙、满、哈萨克斯坦等十三个民族组成,其中维吾尔族占76.95%,汉族占22.77%。且末县的民汉通婚政策忽略维吾尔族族际婚姻的低比率,以及回避维汉通婚的困难,仅仅藉由优厚的补贴作为诱因,使当地维吾尔人在面对本族集体的压力下与汉人通婚,是相当困难且难以达成的。
     除可预见的成效有限之外,该试行办法亦有部分的瑕疵与偏颇。在婚姻家庭方面,干涉个人自主:就婚姻而言,婚姻的个人自主性被抹煞了,婚姻选择成为政策直接干预的对象,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婚姻自主的保障。在家庭方面,民汉通婚家庭子女的生活、医疗、就学、就业等等都有政府的优厚补贴,政府权力赤裸裸的直接进入到家庭生活之中,违反了宪法中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婚姻成为民族交往政策的工具,通婚家庭变成一种与政府的契约。
     具有大汉族主义的意涵,造成民族不平等: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设本意是要保护自治民族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语言等等;维吾尔人的族内婚亦有其传统、民族感情与宗教上的原因。该办法漠视当地民情风俗,在维吾尔族为主的区域推行该办法,使族际间的通婚不一定会有补助,仅有民汉通婚与其家庭能获得优厚补助,独厚一方为汉人的婚姻,造成民族差别待遇,有违民族平等,具有大汉族主义的危险,易造成一种对维吾尔社群的挑衅,使维吾尔社群对汉人产生负面的认知,更会招致民族同化的疑虑与批评。
     官僚主义的作风:若这政策不易产生效果,那出台这样的政策便有几种可能,一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现实情况的不明;或是官僚体系应付上级政策指示的做法。以这种方式提出政策,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做法:满足官僚体系的需要,而不是满足群众的需要。这不仅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反而会浪费国家资源,甚至形成腐败的空间(欺上瞒下),虽然在中国,官员的腐败已成为中国政府雷厉风行的打击对象,但是政府中官僚主义的危害实不下于官员的贪腐,有时官僚主义造成的政策偏差其影响更甚于个人的贪腐。
    (二)建议:建立开放多元的民族交流环境
     民族关系是全方位的、是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而族际婚姻则是民族关系良好的终极展现。试想,人类世界中婚姻关系不仅是两个人的关系,同时也是两个家庭的关系,而从两人的交往到结婚后的共组家庭,包含了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等等的融合,民族间的通婚往往是彼此长期交往交流的结果。民族政策亦是如此,民族交流是政策的方向,政策的实际作用应是创造民族交流的生活环境,并且排除不利民族平等交流的因素,当适当的环境成熟后之后,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久而久之自然形成政策效果。若不创造适当的环境与条件,而直接要求政策的效果,经常会产生揠苗助长结果。
     维吾尔族在择偶上有高度的族内婚倾向,对族际(维汉)通婚有强大的集体排斥压力,亦有其内在的高离婚率,与外在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城市化流动。族际通婚是民族交流自然的结果,并非目的,更不是手段,目的是民族交融与和谐,手段是民族交流环境的建构。因此我们主张中国政府要透过政策来调动其维吾尔社群内部的积极性,健全维吾尔族人口的婚姻发展,同时在城市创造更开放的条件接纳向城市移动的民族人口。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认为有以下的关注面向:
    一、关注妇女权益与意识的提升与倡导:在婚姻择偶调查中,男性较女性开放,在伊斯兰教义中妇女的地位较低,婚姻中处于弱势,承受较大的集体压力。和田地区因丈夫暴力导致离婚的比重高达40%以上,为各地区之首。这是维族妇女教育、经济资源缺乏和家庭地位较低的自然发展。因此,提倡男女平权,强调妇女意识与婚姻自主,在维吾尔族社群中提升妇女地位与妇女权益保障,也是促进维吾尔族的婚姻质量,并提高维吾尔族妇女对婚姻的自主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关注内地的维吾尔族社群,呼吁中国政府建立关于开放多元的民族交往环境:维吾尔族人口向中国内地城市移动提供了民族交流的契机,过去在北京曾出现过新疆村,然而这自然形成的新疆人聚集地却造成许多的偏见与歧视。流向内地的维吾尔人是重要的民族桥梁,然而中国内地对新疆人的偏见是民族交流的一大障碍,在内地的许多不愉快与被歧视经验,易造成民族隔阂的加剧。历史上,中国人海外的移民也是以形成聚落为做为融入当地的方式,如国外常见的唐人街、中国城等。在1949年之前的传统中国时期,各省人民在不同城市流动往来时,城市中也会出现同乡会与会馆的地方,如,广东会馆、湖广会馆、台湾会馆等,供同乡在异地有一个交流与相互扶助的场所。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流动与移民的模式,因此我们关注中国内地城市新疆(维吾尔)的聚落,这些聚落会使维吾尔人与中国内地存有一些连带,也会成为内地了解新疆的地方,亦可形成同乡情感交流以慰思乡之情。这可促成内地主要城市或地区与新疆在非经济层面的交流,亦可扮演文化经济社会等相互交流往来交易的管道,亦可与既有的对口援疆机制相结合,在省市的层次建立民族镶嵌式的生活环境。
    三、关注在维吾尔族群体的城市化:甫于今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共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中国政府已体认到城市民族人口增长的趋势。在新疆面对这趋势,是否可以从城市开始,由新疆城市化地区开始,由中国内地开始,透过不同的渠道在政策上创造民族平等交流、相互欣赏,相嵌式的环境。这过程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透过包容、多元与相互尊重、自我的克制,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民族平等与法治环境的建立,才能建立民族镶嵌式的完善生活环境。否则维汉民族情绪的相互激荡,再加以对恐怖暴力攻击的渲染,只会不断在民族间造成难以跨越的鸿沟。

 

来自博迅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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