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文化灭绝”

《资本主义与“文化灭绝”》

柏林——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创造了一个叫阿Q的人物,由于极好展示了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对他既恨又爱。阿Q头上长了癞疮疤,从此不愿意听到任何与“癞”有关联的字和声音。这些词是禁忌。此乃“讳”也。

几个星期前,我在柏林收到了我被一名赌场职员告上法院的通知。起诉书说,我称他“纳粹”和“种族主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要求我在两周内给出一个书面的解释,否则将会遭到处罚。收到它时,正值我即将迁往英国剑桥之际。我把这件事交给律师后就离开了。

这件事再一次地唤起了我对德国的记忆。事情原委是,大约一年前,我在波茨坦广场的柏林赌场玩扑克牌,离开之前,我将筹码递给兑换窗口的出纳员兑现。这是一名50多岁的中年男士,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看着我,没有作出反应。他拖长声音用英语说,“你应该说‘请’。”

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我如果不说‘请’,又会怎样呢?”

“你知道,你是在欧洲,”这名职员说,“应该学会一些礼貌。”

我觉得他的话令人恼火,但并非第一次听到。那是许多外国人熟悉的德国腔调。

我继续坚持:“是的,可你不是一个可以教我礼貌的人。”

他看着我,身体前倾说:“你别忘记了是我养活了你!”

这下事情大了。在他滑稽荒诞的表情后面,我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鄙视和怨恨。

“这是纳粹的想法,”我说,“也是种族主义的说法。”

我没有继续争论,而是去找了赌场的管理人员。赌场管理者在调查了情况以后向我道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或者我以为完事了,直到收到诉讼通知。我不知道这个诉讼会取得什么结果,但与我现在想提出的问题相比,那只是一桩小事。

那名赌场职员把自己的种族偏见掩盖在文化问题之下了:(我们德国人正在“拯救”的)移民应该学习欧洲文明。这引发了我的思考,还有哪些地方在用“文化差异”的委婉说法来让偏见、奴隶制和种族灭绝大行其道呢。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南非的种族隔离?波斯尼亚?美国南方?这种情况太多了!但这些的确是文化问题。纳粹思想只是一个可以从政体中切除并抛弃的肿瘤吗?我有点怀疑。不管是好是坏,文化是长期延续的东西。

在现今世界,威权政治和掠夺性商业联手滥用“文化差异”。近几十年来,西方企业和中共精英的共生关系在这一点上再明显不过了。西方提供资本和不可或缺的科技,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提供大量没有自由、勤奋努力、收入微薄且没有保护的劳动力。西方政客似乎试图证明这种邪恶的共谋关系的合理性,多年来一直辩称,中国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产生要求自由和民主的中产阶级。很明显,这并没有发生。中国的精英阶级如今比过去更加富有,一如既往地拥有控制权,嘲笑着西方人和他们民主不可避免的愿景。相反,西方自己来之不易的民主却变得脆弱起来。

但西方知道这件事吗?看看香港吧。勇敢的年轻人以半年多的抗争,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专制,这是一个面对抗议者和对手时不可理喻、不会妥协的铁腕政权。香港年轻的民主人士在向世界的民主政体寻求支持。他们站在很可能是21世纪最伟大的抗争的风口浪尖上。西方世界是否明白,对他们伸出援手并非慈善,而是自卫?

当香港的抗议者将目光投向中国西北辽阔的新疆地区,他们能看到北京所操控的变化达到极限时会发生什么。近几年(最初西方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毁灭已经在系统进行了。约有100万人被送到“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们被迫斥责自己的信仰,并宣誓效忠中共。

《纽约时报》发表关于这场文化灭绝的理由和方法的400页政府内部文件时,怒气冲冲的中国政府矢口否认营地的存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宣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它宣布再教育营的所有“学员”都已经“结业了”。它没有说的是:这样的学员有多少人,他们毕业后去哪里,能与他们的家人相聚吗?

我与偏远、艰苦的新疆有一段个人感情,因为我从60年代初到1977年都住在那里,和我的父亲艾青一起,他被强制流放到那里将近20年。他的诗歌表达太过自由。

西方也许把新疆看作一个遥远神秘的地方,但在某些方面它并没有多少异域风情。跨国公司包括大众、西门子、联合利华和雀巢在那里设有工厂。无印良品和优衣库的生产链同样延伸到新疆,像H&M、Esprit和阿迪达斯等公司也在使用新疆的棉产品。人们会问:是什么会使这个偏远的、历代帝王发放犯人流放之地具有如此吸引力?

“文化存异”的非白人劳动力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因素?已经被严酷的共产党政府控制的人们无需更多操心?在新疆,或是中国其他地方,东西方的老板们交换好处,形成共同利益,甚至开始分享一些价值观。大众是中国汽车销量最大的车企,最近,它的首席执行官被问到公司对新疆集中营做法的评价。他回答大众对此不知情,但近期披露的新疆文件中,有大众知情的明确记录。他们不仅知情,还明确表示要配合这项种族灭绝的政策。国际外交促进了外国商业和中共的合作,而德国政府则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我们要记住,使用奴隶强制劳动获取利益对德国并不陌生。纳粹就使用了强制劳动的方式。唯有不同的是,这次是在遥远的其他国家。规模更大了。大众在中国制造汽车,包括旗下的奥迪、西雅特、斯科达、宾利和兰博基尼。这说明它看到了德国工业的未来在中国。依靠“文化差异”在那里仍然可行。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产党极权主义可以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结合,建造一个具有可怕威力的新政治结构。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不知该如何应对,即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落后,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融入其中。传统的民主价值观逐渐消失。经济和政治趋势超越了国界,似乎来势汹汹不可阻挡,正在毁灭人类社会用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和理想。

我很清楚“纳粹”这个词在德国是忌讳,但当我对那个赌场职员用这个词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感叹词而不是一个一般的分析术语:一种主张其优越性的文化,一个种族的纯洁,而其下面的种群不仅不同而且低等,需要被指导,必要时要用武力统治。为此,奴隶制被合理化。因此,成百上千的人被从家中带走是正确的。统治者和奴隶主以光环加冕。

这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被称为纳粹主义。如今在德国,对这个词的忌讳就像触电——威力远远超过了阿Q对“癞”字的排斥。德国人的超级敏感是否可能根植于这种想法仍然存在的深层意识?
德国以及其他西方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他们是否能找到一条出路,在保住节操的情况下退出利润的狂欢。到目前为止,除了怯懦的胆怯之外,我们在这一点上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并非对道德不义的无知,而是意志的失败。追求贪婪?还是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羞怯地选择了前者。只有当西方政府开始意识到自由民主本身岌岌可危时,天秤才可能会向另一边倾斜。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